恢复繁体字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倒退
新闻来源:清凉世界 点击数:20 添加时间:2013-05-04 11:24:34
 
陈捷夫(笔名:南之岸)


  近期以来,网上有关“恢复繁体字”的声音甚嚣尘上,颇有咄咄逼人之势。
  笔者以为,恢复繁体字与恢复尊孔读经等一样,并不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尢其不符合“以人为本”等施政方针。其实质,无非是试图在拉大国民财富差距的同时,拉大国民知识的差距,继续制造财富方面与知识方面的两极分化,阻滞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维护和延续官僚专制政治。
  这里,首先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2000余年来汉字的嬗变简史,或许有助于当今人们对简化字与繁体字的认识。
  汉字的概念,包含了字体、字义和读音三个基本内容。历史上分为“硬笔汉字”与“书法汉字”两类。“硬笔汉字”(或称“硬笔字”)由硬笔所创制和书写,笔划造型呈“写线型”;“书法汉字”(或称“书法字”),则是软笔沿用硬笔字的基本结构所“作”,笔划造型分别呈“刀剑形”和“骨骼状”等,定制于唐朝。两汉以来,专制统治者出自愚民思想文化的需要,将由古硬笔创制和书写使用的汉卓(隶)字,长期地加以敌视和摧残,尢其对其实施了文字管制政策。经过几次的所谓“修复”,硬笔汉字变成“三乱”之字,即“结构混乱”、“字义混乱”和“读音混乱”。加上唐朝的书法字添加“三乱”,也即“笔划造型混乱”、“草书之乱”、“增笔、减笔、易位、变异等之乱”,合计“六乱”,汉字成了“六乱”之字,并相沿至今。
  文字既是人类的口语符号和思想工具,更是记录工具。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崛起,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所有文字,皆为一切人所同有同享,不分上下彼此。战国后期,各国文字多趋于简化,尢其楚国文字,更领简化之先,这也有助于说明文字的简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文明进步的必然。然而,秦王朝首先颠覆了这一古代“传统”,它从“愚民”这一基点出发,既“焚书坑儒”,“禁书”、“禁议”,又弃“简”求“繁”,对文字也实行管制。“秦篆”的出台,正是对文字实施管制的历史铁证。秦篆的笔划又多又长,结构繁复,勿说一般人写不来,就是连官吏也“奏事难成”。(卫恒《四体书势》)其时秦朝天下,是有“字”等于没“字”。到目前为止,考古上未见一件用秦篆写成的简帛文书,即是证明。而多数简帛文书等,基本上都是用比较简化的楚字写成的。弃“简”求“繁”,是秦王朝对文字实行管制的重要特征。尽管秦篆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而变成古董,但其阴魂不散,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恶劣。
  秦篆不容易使用,是古文字的一次严重倒退。陈胜、吴广为首的反秦农民起义运动,终于初步解决了文字的“转型”和“实用”的问题。起义军中“隶人”出身的程邈,创制了“卓”(隶)字。其基本特征是,笔划平直,字体方正,书写上富于节奏感等。 “卓”,古义通“直”。故其时楚、汉之人将其称之为“卓”,以示与“篆”相区别。关于这一点,旧本《说文解字•十部》记称:“卓,高也。从上从早。早上为卓。隶作卓。”所谓“隶作卓”,也就是“张楚”时期由隶人所创制的“卓”字。这是唯一古文献的明确记载。由于相对地便于认识、记忆和书写,“便于末俗,人竞师法”(徐铉《上〈说文解字〉校定表》),卓(隶)字迅速地流传开去,其势甚至不可逆转,其造字模式和字体结构模式,至今相沿。由于定型于西汉,又是汉族人的文字,后人将其称之为“汉字”;由于后来遭到专制统治者的歧视,则又被鄙称之为“隶”、“隶字”或“隶文”等。但由于是古硬笔所创制,故笔者在这里将其称之为“硬笔汉字”,以示与后世“书法汉字”相区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造字模式的基本确立,无疑是对秦篆的一次“革命”;后人认为“卓”(隶)字是对秦篆的所谓“省改”,是无稽之谈,因为“卓”(隶)字的产生,是同人民推翻“暴秦苛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硬笔汉字不仅为整理、保存、延续和发展我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而且在彻底地“统一”七国文字,加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贡献卓著,居功至伟,在中国古今文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虽说卓(隶)字是对以往各种古字的集大成者,从比较简化方面说,主要地是对楚字的传承(这一点,从考古出土的前后楚简文书与西汉初简帛文书上,即可获得充分比较)。刘邦为楚人所拥立,代楚立国,加之有“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的诺言在先,和推行“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凡事简易”(《汉书•循吏传 》)的治政方针,故其时楚歌、楚语、楚辞、楚器、楚风俗、楚法统等,一承“三楚”(“张楚”、“义帝楚”、“西楚”)时期以来之余风,大行其道。具备楚特点的卓(隶)字之所以流行广泛,除自身优点之外,获得西汉前期政权的相继承认,也是因素之一。萧何《草律》所谓“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汉书•艺文志》),说明了其时已有相应的文字法规,即是明证。武帝刘彻 (140—前87) 时“广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隋书•经籍志》),整理古文;其中司马迁著述《史记》一书,就用字达数十万。这些事例均足以说明,具备“楚味”的卓(隶)字其时已经定型,基本上已能满足写书、编书和换写古文等的使用需要。然而,物换星移,时过境迁。“便于末俗,人竞师法”的汉卓(隶)字的进一步流行、普及和使用稳定化,却为此后的专制统治者视之为“麻烦”,令其头痛不巳。那便是“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尢多。”(《论衡•对作 》)“汉作书者多。”(《论衡•案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既“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宣扬“三纲五常”等,又制造“君权神授”和“天人合一”等谶纬神学,用以愚弄百姓。更有甚者,自武帝置五经博士之后,“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人”,“五字之文,说至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 至东汉,五经皆受制于《易》,发微于所谓“河图”、“洛书”,使已披上神学色彩的经学,进一步“玄学化”。然而,“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论衡•正说》) 又“儒书之文,难以实事。”(《论衡•讲瑞》)这些无疑对人民起到愚弄作用,故受到王充 (公元2797) 的揭露和批判。 另一方面,是“私学”发达,其势大有“凌驾”于官学之上。既有私人藏书“可与汉朝等”(《汉书•河间献王传》),又有驳斥“坏论”、揭露“时弊”和批判“虚妄”等文篇相继问世(见《论衡•自纪》等),反映了朝野知识分子的正义抗争,反映了人民的基本诉求。尢其后者,无疑削弱了儒家谬论的不良影响,重创了专制统治阶级荒谬的意识形态。而这一切,又都不无得益于文字稍为便利于使用的缘故。于是,文字又成为专制统治者的一块心病,必欲“治”之而后快。因之对卓(隶)字实施管制,继秦篆之后,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有一个潜规则,是“四海之滨,莫非王土”。既然土地都是“王”者所有,那么这土地上的物质、人民(包含人身、人力、人的思想、言论等),也被视为一并归“王”者所有。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夺。专制统治阶级凭着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主观意志,对书籍都可或烧或禁,对知识分子都可任意或囚或杀,要胡乱地“修理”文字,将文字由“简”变“繁”,甚至于让文字处于瘫痪状态,似乎都易如反掌。秦王朝不是用篆字开了历史先例吗?据相关史料显示,从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管制文字”分别从三个方面着手,即“神化”文字、宣扬文字“扬于王庭”与“修复”所谓“苍颉之法”。
  “神化”文字。将文字的产生与天象联系在一起,配合了“君权神授”等神话。如所谓“传书言,苍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论衡. 感虚》)传说中的“苍颉”是人,不是神,人类造字怎么与“天”和“鬼”扯上联系了?故王充认为“此言文章兴而乱渐见。”(《论衡.感虚》)驳斥了古人造字扯上“天”与“鬼”的谬论。其次是借《易》宣扬文字“扬于王庭”。 东汉章帝刘旦(加“火”旁,公元7688在位 )之时,白虎观会议上确立“五经”的“正统”地位,《易》竟被奉之为“群经之首”,既诸经皆从于《易》,文字自也无可例外。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决’(减“冫”旁,下同)。‘决,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汉书•艺文志》)借《易》之巫言妄语,将造字、用字的权利,全部归掌于统治阶级手上,这就无疑将文字的用途扭曲成“御用”,从而剥夺了人民的认知权利等。将文字的作用归由所谓《易》来“规定”,使文字进一步“玄学化”。故王充反驳说,“苍颉之书,世以纪事。”(《论衡•对作》)阐明了文字为世间人类所共有同享。再者,是所谓修复“苍颉之法”。汉宣帝刘询(前73-前49年在位)借“ 苍颉之法”为名,屡命诸儒对卓(隶)字进行 “修复”,但“亦不能复”。 此后,王莽(公元924年在位)新朝,东汉光武帝刘秀(2575年在位),至汉和帝刘肇(89105在位)等,也都分别先后命人对卓(隶)字进行过所谓“修复”,尢其汉和帝刘肇“申命贾逵修理旧文”等(《说文解字•叙》),反映了一个“修字”倾向,那便是让篆字与卓(隶)字,从结构上彼此互相走近,也即是说,尽可能地让卓(隶)字的字体结构向篆字结构靠拢,逐步远离多趋简约的“楚味”,多些“篆味”。相传诸如张敞、甄酆、马援、贾逵等西汉末、东汉初中期的文字学家和学者,都曾参与其事(见《说文解字•叙》)。既然投入这么多的学者和这么多的次数去“修复”、“修理”文字,就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的,至少也得将文字的“字容”向繁杂方向变一变。所谓“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论衡•书解》)晁错(前200-前154),汉景帝刘启(前156-前150在位)时御史大夫,究竟是如何“修理”卓(隶)字的,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和“不知何者为是”,则无疑是后人“修复”卓(隶)字的两个共同特点,尢其可以说是自西汉末以来,所谓“修理旧文”或修复“苍颉之法”的历史缩影。至于“苍颉之法”究竟是什么?按照唐朝虞世南的说法,即是“苍颉象形”(《书旨述》)。 也就是说,“苍颉之法”即是“象形之法”。按照笔者的理解,“象形”之法,也即是“繁化”之法。不难想见,所谓“修复”“ 苍颉之法”,其实是在想尽办法繁化卓(隶)字而已。即是说,在此一时期,卓(隶)字极可能遭到增加笔划数和副字数的所谓“修复”。“修字”的目的,不仅繁化了卓(隶)字,而且将其与篆字拉近了。关于这一点,以西汉初期的简帛书文字,同东汉的简书文字作一比较,即一目了然。后世的不少繁体字,可以说大部分出自其时,如将三个“鹿”合成一字(“粗”之古字)等,即是其中一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流传下来的汉字少有“楚味”而多具“篆味”的基本原因。后人不明其诈,反误以为汉卓(隶)字是直接从“省简”秦篆而来。由此可见,弃“简”求“繁”,是专制统治阶级管制文字的共同特征。
  东汉王朝多次主张重新恢复对秦篆的使用,但已不得人心。东汉中期,和帝敕命许慎作《说文解字》一书。书中以9000余个秦篆为“正统”文字,反映了东汉王朝的用字主张。然而人们“反以篆籀为奇怪之迹”(徐铉《上〈说文解字〉校定表》),要恢复对秦篆的使用,已是不容易的事了。尽管如此,至汉灵帝刘宏(公元168188在位)之时,又特别设立所谓“鸿都门学”,招揽社会上那些“工书鸟篆”者为士,甚至许以高官。“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后汉书•蔡赐传》) 时而以秦篆为“正统字”, 时而又以“虫篆”为诱饵,封官许爵,试图恢复秦篆。所有这些例子均充分说明,专制统治者要用以“繁”代“简”来“制裁”汉卓(隶)字之心不死。事实上,继续繁化汉卓(隶)字也好,主张恢复使用秦篆也罢,并不能阻挡人类社会的正义言行。如东汉后期桓、灵之时的太学生请愿事件等,充分反映了一般民众、在野处士、在朝士大夫和学生等,对朝廷“弊政”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所谓“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悻(“忄”为“女”)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传》)即是其中典型事例。很明显,以文章为基本传播形式的社会舆论的充分发挥,极大地撼动了专制政治的统治基础。
  然而,问题并没有划上句号。在以古硬笔为主流写字工具的时代里,既然恢复秦篆的用字主张不可能实现,繁化汉字的收效也极有限,就只得打起“变更”笔具的鬼主意了。那便是千方百计地伺机改用“散卓笔”了(笔名见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2)》第30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所谓“散卓笔”,即中国软笔(后世也称“毛笔”等)历史上最早的具体名称,也就是用“提按”法作字的“书法笔”。软笔用“平行”法写字叫做“软笔写字”,与书法无关;软笔用“提按”法“作字”才叫“散卓笔”,才与书法扯上关系。据传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8),魏廷曾经史无前例地对400余名公卿以下的官吏,首次进行用软笔为主进行答题的测试,但“其能操聿者,不足十人。”(见《魏略•王肃传》注)“聿”,是古硬笔为主的书写工具的名词,这里指“软笔”。 400余官吏中能操执软笔者竟然不足10人;既然能操笔者尚且有限,就遑论其他了。虽说魏廷这次“测试”的结果是失败了,但却开了用软笔考试的恶劣先例,为后世的科举用笔提供了历史依据。然而,用“散卓笔”主宰字坛,则要到唐朝才告实现。
  “散卓笔”是中国书法的主要工具。所谓“散卓”,也就是解散卓(隶)字即硬笔汉字。如何“解散”呢?从三个基本方面入手,即改变写线型笔划为“刀剑形”和“骨骼状“等、涣散字体结构、恣意进行增笔、减笔或将笔划和副字进行易位等。经过魏、晋、南北朝少数北方士族(确切地说,叫“御用文人”)数百年来的各种尝试和准备,至唐朝才初具规模。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竭力主张下,利用科举取仕优势,采取“书法绑科举”也即“书法绑仕途”、“书法绑利禄”的策略,这才全面颠覆了硬笔写字,颠覆了硬笔文化,确立了书法的所谓“国学”地位。至此,原来硬笔汉字的“三乱”,又增添了“书法汉字”的“三乱”, 即笔划造型设定上的“混乱”、“草书“之乱、“作式”之乱(如“八分”、“隶书”、“魏体”、“楷书”、“行书”等,“楷书”中又有所谓“颜体”、“柳体”、“欧体”等),合计“六乱”。汉字到了唐朝,终于被统治阶级添足了“六乱”,似乎已到了无以复加的极限。从“书法汉字”上看,“六乱”之中,有“四乱”属于笔划和字体。如此所谓“正体”汉字、“高贵”汉字,竟在权势支撑下,肆虐了中国1200余年,致使天下百姓敬而远之。
  中国古今文字,自春秋战国以来即趋于简化,楚字是其中例子。秦篆是对古字简化字的颠覆。汉卓(隶)字是对秦篆的否定。繁化卓(隶)字,是对卓(隶)字的否定。而书法汉字,则是对硬笔汉字的否定。所谓“否定之否定”,这就是中国古今文字嬗变的简史。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统治阶级越是繁化文字,民间则越是流行“简体字”(或称“俗体字”、“手头字”)。据相关考证,简体字在民间的流行似乎从来未曾中断过。南北朝碑刻上存在不少简体字,以及隋唐时期涌现的大量简体字,均说明了这一推断。至宋、元、明、清时期,仍然一直相沿。唐朝颜元孙所著《干禄字书》等,收载不少“俗体字”,“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方舟子《汉字简化常识》,见方舟子的BLOG)所有这些史实,不仅充分说明历史上广大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对简体字的向往,与日俱增,而且说明历史上的汉字使用状况,是何等混乱。据此看来,所谓“简体字”,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是先于繁体字而存在,如“聿”与“筆”的关系之类;另一种则是繁体字在先,简化字在后,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关于这些,有待进一步考证。 
  以上有关汉字嬗变简史,笔者在拙作《中国书法批判》一书里(约10万字,待出),各有专题予以驳正,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详说。
  从上述汉字简史中可看到,汉字一生下来并不是当今这般模样。从最初比较简化的卓(隶)字,到多次遭受两汉王朝的所谓“修复”和繁化,再到唐朝排斥硬笔写字、改用书法字,均无一不是专制统治阶级积心处虑地强加上去的。从遭到长期鄙视的硬笔汉字,到变成专制统治者所“宝贵”的“书法汉字”,无疑彻底实现了将汉字变成“扬于王庭”的“御用文字”的消极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书法字”、繁体字,其实都是地地道道的“御用文字”。所以说,书法汉字和繁体字不仅是“御用文字”,是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工具,而且是扭曲人们心灵的重要工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书法字”一直被奉为“高贵字”,而硬笔字却遭到长期歧视的根本原因了。由此看来,维护“书法字”和繁体字,其实即是维护“御用文字”。维护“御用文字”,即意味着将人民的认知权、教育权继续边缘化下去,拉近所谓知识差距将成为一句空话。
   
用硬笔写汉字(尢其繁体字)已不容易,用软笔写汉字尢其不方便,而用“散卓笔”作字,则难度更大了。这不仅难倒了普天下百姓,而且难倒了一般知识分子。若加上字义混乱、读音混乱、书写格式直行、文章不断句,甚至文言文等,那人民在望“字”兴叹之时,还得望“文”兴叹了。而所有这些,无疑正是专制统治阶级所希望看到的愚民结果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初期“五.四运动”以来,大量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汉文字学家等,如蔡元培、陈独秀、瞿秋白、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吕叔湘、周有光、王力、吴玉章等,都认识到汉字存在问题的严重性,都一致主张废除汉字,主张汉字拼音化。1000余年来,书法与汉字已“浑然一体”;主张废除汉字,其实即包含废除书法在内了,也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在今天,这些主张也并不过时。原因无它,由硬笔创制的汉字,即使废弃书法减去“三乱”,即使予以简化并由硬笔为主书写使用,仍然存在着“三乱”问题,也即“结体混乱”、“字义混乱”、“读音混乱”。瞿秋白之所以大骂汉字为“粪坑”,固然显得过分些,但不无反映了汉字尢其书法汉字身上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对汉字实施了数次简化。以198610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简化字总表》为主,拟定简化字计约2000余个(见《规范用字手册》,新世纪出版社1996年版)。简化范围基本上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减省笔划数,如“貝”作“贝”、“狀”作“状”等。二,减省副字数,如“習”作“习”、“産”作“产”等。三,重新建构,如“書”作“书”、“畫”作“画”等。四,易字,如换“萬 ”作“万”、“無”作“无”等。五,省减笔划、副字与重构相结合,如“論”作“论”、“歡”作“欢”等。此外,还有对异体字的整理和取舍,如“讎”作“仇”、“傑”作“杰”等。从《简化字总表》中看到,2000余简化字基本上都是当代国内日常生活上使用频率较高的常用字,仅占《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字的三分之一。尽管数量不大,但对于人们的认识、记忆和书写所带来的方便,是不证自明的。在同一认知条件下,写同一个字,用十二笔与用七笔,小学生都会说后者方便。换言之,2000余简化字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国内人民的工作、学习、生产、科研、教育和生活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值得予以肯定的。然而,尽管这些简化字比文革期间的“简化字”要合理得多,但也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和不足。举例说,汉字的笔划造型几千年来一直是写线型,在唐朝遭到书法所颠覆和“繁化”了;但在当今汉字简化中,笔划造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简化”,或者说,其笔划“写线型” 并没有得到恢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次,“聿”、“筆”与“笔”,历史上都是书写工具的名词,但词性有所区别,尢其后二者带具极强的倾向性,在全民皆用硬笔的时代里,不论从简化角度,还是从名、物相符的角度上看,选“笔”为“bi,显然是不妥的,即是说,理应恢复“聿”字为“bi”。再者,“鼎”字的下一半结构“爿片”,是从秦篆结构相沿而来,是明显违反汉字结构的通用规则的,但没有得到合理纠正。还有其他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其局限性和不足。而造成文字改革尢其汉字简化上诸多局限性和不足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尚未摆脱2000年来文字“扬于王庭”的旧专制文化的思想束绑。也即是说,“保留”远多于“简化”,不彻底性尢其十分显著。
    
由此可见,汉字简化的基本定位,是一种权宜的字体改良,其中大部分是“古已有之”的简体字,只是“还原”而已,不属“简化”之列,故创意不多。尽管表面上看来是汉字走向拼音化之间的一种“缓冲”。但它仅仅局限于对一小部分常用的字体结构的有限调整,既不涉及字义和读音,又不涉及还原汉字的写线型笔划,更不涉及改变汉字的造字模式,远不足以构成对汉字的损害,相反,由于“以退为进”,反而是保护了汉字。“鼎”字不作合理改动,即是例证之一。曾几何时,国内外有些人对简化字作出毫无理据的诸多攻击和责难,简直“不知何者为是”,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攻讦而已。
   
尽管汉字“简化”上存在问题不少,但其成绩应予以肯定。数十年来,2000余简化字在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它不仅反映了国内大多数人民对于简化字的基本认同(单指字体结构),而且反映了汉字的“简化”具有实用意义上的普适性,揭示了汉字仍有着广阔的简化空间(笔者不认同“文革简化字”)。 显然,字义和读音的混乱问题如不同步解决,汉字字体再“简化”,恐怕见效仍旧有限。如恢复全面繁化,则无异于等于恢复为汉字添乱,连由简化带来的一点“实用”性,也重新予以剥夺了。由此可以说,与恢复硬笔为主流书写笔具、改变传统书写格式上的“直行”为“横行”等是文化上的进步一样,简化字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进步;由于这些都是依靠政府行政命令才得以成功推行的,所以政府在这些相关方面,确实为人民做了些好事,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在东亚汉字圈里,有些地区或国家与汉字使用发生一些关系,是一个现实,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汉字或繁体字具备了优越性。有人说,香港、澳门或台湾至今使用繁体字。这是事实,但并不能因此说明繁体汉字就具备优越性了。香港、澳门过去是殖民地,华人越是遭到外来歧视,出于逆反心理,即多半越是试图借自己的思想文化进行“抵抗”。这其中当然免不了出现这样的例子,如有些人心理上自以为手上揽上几个汉字,即等于揽上了“几千年的文化”,用以或自慰或炫耀。其次,长期以来,包括海外华人社区,都用繁体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内社会制度的否定,即你用简化字,我偏要用繁体字,因之保持了文化上的一些区别。外籍统治者显然巴不得如此;他们不仅深知用“ABC”,来对付华人的“横、竖、撇”等,轻松自如,而且深知世上多一个聪明人,即多一个竞争者,何乐而不为?这与历史上蒙古人和满族人等入主中国之时,多用“以汉制汉”或“以华制华”的思想文化策略,如出一辙。其次,台湾使用繁体汉字,原因又不同。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数十年,之所以坚持使用繁体汉字,也是出于一种政治考量,即既践行孙中山反对废除汉字的训令,又以“中华正统”自居,借“繁体”对抗对岸的“简体”,增加“正统”的分量,同时标榜“国”、“共”在传统文化上的区别,仅此而已。民国时期南京政权之时,连真正实现初步“简化”都拿不出勇气来,就更遑论“废弃”了。然而繁体字并不能挽救他们逃亡海岛的命运。时至今日,其总统候选人仍高调反对联合国使用国内的简化汉字,即反映了其主体策略的延伸。至于说韩国、日本等学者忽然又拿汉字来说事,笔者揣测,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相关国家出于某一国际战略,试图从思想文化上实施牵制,让身边这头中国“睡狮”继续沉睡下去,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陪你中国人“玩一玩”,“太极”一番,“特色”一番,这样做很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事实上,笔者不敢想象这些民主国家的学者们,果真“看好”汉字。如日本只敢借用汉字近2000个,但却不敢全部使用汉字,即是例证之一)。也即是说,当今外人既然可以从中国人身上赚取大量的金钱,也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反过来愚弄中国人的。因之,笔者以为,当他们忽然也跟着热衷于“之乎者也”或“子曰”等,或跟着乱吹“五千年文化”时,那你就得小心对待了。换言之,当今世界上,虽说进步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都可依靠人为进行推行,但存在着正常与不正常的区别。分明是进步文化,如英语和数、理、化等流传于全世界,是正常的;但分明是落后的文化,如汉字或儒学等,外人竟也争着凑热闹,这恐怕就不是正常的了(当然其中可能也存在着为了某些现实利益,如贸易、打工或文化交流之类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国内假手于国外,制造相关烟雾,即造成“以外促内”的假象,为最终达致在国内恢复繁体字制造舆论根据。事实上,从近年来国内有领导、有组织、有规模、有计划地恢复“读经”等“复古”的种种迹象上看,恢复繁体字应是其“复古”内容其中之一。也即是说,恢复繁体字与其“复古”内容是相一致的,既阻挠文字的进一步改革,又连简化字都给取消了,这也符合其统治利益。要是果真如此,则无疑与“以人为本”等施政方针自相矛盾了。由此可见,上述诸多事例说明,繁体字并不具备使用上的优越性;近来国内有人拿繁体字说事,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不是出于实用上的考量,是不证自明的。如果说凡是所谓“传统文化”即可列入“恢复”之列,那么接下来,“横行”的书写格式也可变回“直行”,全民也可恢复用毛笔“作字”,而“女人缠足”、男人“留长辫”、“立贞节牌坊”,甚至“龙袍加身”、“三步一跪”等等,岂不伺机一起蜂拥而来?试问,那将是一幅怎样的“中国现代化”图景了?
    
据此看来,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所谓繁体字是“如何如何”等等提法,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也即是说,在试图将2000余简化字恢复回繁体字问题上,不论是“汉字信息”说、汉字“高贵”说,还是繁体字“正统”说、繁体字“国粹”说、繁体字“传统文化”说、繁体字“代表中华文化”说,甚至繁体字“漂亮”说或繁体字“正体”说等,都是欠缺正面依据,是站不住脚的。笔者真期望有机会同尊敬的相关学者展开相关辩论。坦率地说,提倡恢复繁体字者,不是出于无知或不负责任,即是别有用心。恢复繁体字,只能加重汉字作为统治阶级手中愚弄人民的工具的份量。恢复繁体字,将导致更多的人们放弃识字,甚至因此放弃求知欲,制造出更多的文盲,不利于民智的开启。, 恢复繁体字,只能增加社会的教育成本,抬高了知识梯阶,这只利于进一步拉大国民的知识差别,而不利于进一步缩小国民的知识差别。恢复繁体字,无疑将有利于维持和延续官僚专制政治,而不利于中国走向民主政治之路。所以说,恢复繁体字完全不符合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历史昭示,汉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的。汉字还存在着大量简化的空间。2000余年来,汉字尢其是书法汉字,一直成为专制统治者愚弄人民的重要工具,政治色彩异常浓厚。在当今科学昌明时代,一切既“与时俱进”,又“以人为本”,故文字也应当反映新时代的要求。 过去那种既不讲经济(物质)均衡,又不讲思想文化(精神)均衡的现象,应尽快得到克服或纠正。也即是说,在追求经济均衡的同时,追求思想文化方面的均衡,应是当务之急。而要让文字真正地变成人民手中的认知工具,原则上,国内字坛无疑将面临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在可能时应与政制改革捆绑在一起。因此,笔者的拙见是,一,继承上辈人的相关进步主张,废弃汉字,加快实现汉字拼音化,即上策。二,不论电脑应用多么广泛,文字手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从有利于硬笔应用和发展硬笔文化、振兴民智的角度上说,现行汉字还可再进一步简化字体,扩大实用范围,尢其是恢复笔划写线型,减低书法的干扰,是为中策。至于恢复繁体字,又继续推行书法汉字,则无疑是下策、害民之策,是一种严重的历史倒退,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在现代环境下的一次大倒退。
     
不论简化字或繁体字,也不论硬笔汉字或书法汉字,其实都远不是当今中国人的理想文字。古人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前继续使用汉字的现实条件下,退一步说,为了子孙后代多识字,请暂且坚持使用简化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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