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字高于语言
新闻来源:清凉世界 点击数:74 添加时间:2013-05-04 11:33:31
 

特级教师 余绍秋
——中文传统固为我民族之根


    引论    八十馀年来三次“文化革命”,以及五十年来极左文化教育政策之回顾

    二十五年前,中国伟大政治家与改革之父邓小平,以高瞻远瞩之哲人目光与果敢坚毅之政治家气魄,破除迷信,拨乱反正,坚决纠正“阶级斗争”政策,实行改革开放,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二十五年来,中国转危为安,实现小康,国力日增,富强在望。胡锦涛主席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之党中央,更在奉行亲民政策同时,大力推进民主政治,保障言论自由之宪法人权,使国家前途更见一片光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走向富强之今日中国,要求实现民族尊严和四千年灿烂辉煌民族文化传统之伟大复兴!彻底清除八十馀年来殖民地文学之耻辱,实现民族化文化教育及中文传统之重光,此其时矣!

    中文时正危急!反民族化之“语文化运动”以中、小学“语文”课程传承殖民地文学,正使中文传统“自然”消亡!

    “中文”与“语文”仅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中文”(中华文字及其文学传统)乃我民族之根;而“语文”则实为殖民地文学之代名词,具有反民族性。废文倡语,由文入语,乃八十馀年来三次“文化革命”之共同策略,造成殖民地文学覆盖中华,民族文学传统全面消亡。

    自第一次“文化革命”——“五四”运动时期之“新文化运动”开始,在西方列强经济、军事和文化三重大举入侵之背景下,洋奴文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即以“反封建”名义首倡打倒文言,使用白话,大得极左之“新派文人”热烈响应,导致西方文学体裁与文学理论迅速移殖中华且入主中华,民族文学传统开始衰落。建国初实行第二次“文化革命”,“中国文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下属各协会全由西洋文体(新诗、欧式小说、话剧等)作者组成(中华传统诗文之作者一律不得加入,当代传统诗文除毛泽东等几人外并一律不得出版发行),全国大学皆以西方文学理论体系为文学理论课程。除此以外,主要重大举措即为全国中、小学中文学科(原名“国文”)改名为“语文”。此一举措既出于宣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动机,有意掩盖中文之民族性而淡化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又出于“革命文化大众化”之短视功利主义动机,以“弃难就易”为号召,将中文降低为“大众化”之“语文”即语体文(白话文);更出于彻底实现“文学西化”之动机,谋求彻底使用语文和废除文言,更从理论上将“语文”解释为语言交际工具(叶圣陶关于“语文”课之“工具论”)。“语文”之旗竖起,标志大陆之中国政府已施行极左之文化教育政策。(当时台湾之中文学科尚名为“国文”,仍保留住民族文化旗帜,且仍承继而未废除传统之中华文言。如今国贼陈水扁之“台独”政府实行“去中国化”政策,始逐年减少国文课程中之文言比重,今年又由百分之六十五降低为百分之四十五,已引起台湾民众愤怒抗议。)以“语文”名称为标志之极左文化教育政策,实乃以中、小学之“语文”教育为手段,使民族文学传统后继无人而自然灭亡,较之不许当代传统诗文作者加入“文联”及不许当代传统诗文出版发行之类极左政策强硬措施,更为“干净彻底”,实属造成建国五十馀年来中华传统文学急剧消亡、中文文化大衰落大倒退、殖民地文学猖獗之主因。此一极左文化教育政策至今未变。第三次“文化革命”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缘文言已废,传统已亡,无所肆荼毒,乃展开“破四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搜“旧书”、“旧诗”,并遍张文网,由文字而罪及人身,以遂其恶。

    上述三次“文化革命”极左思潮,皆仇“文”而“倡“语”,以文言为“封建文化”、“古老陈旧”、“腐朽过时”、“束缚思想”、“不宜提倡”,视为洪水猛兽,与之不共戴天,必欲除之而后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而,四千年中华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皆是文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项庄舞剑,固意在沛公也——“文化革命”固意在毁我中华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耳,文言文字其何罪之有?且中华文言果真为“封建文化”、“古老陈旧”、“腐朽过时”、“束缚思想”而“不宜提倡”乎?

    是故本文专从学术角度论述文字与语言之关系,以见中文传统乃我中华民族之根而不可“革命”与替代,以知废文倡语乃造成殖民地文学猖獗与中华民族文学传统消亡之主因,庶几此期期芹献或于挽救中文传统有补万一也!

    第一章   时下流行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之错误认识,西方语言学之根本失误



    文字乃文化之载体、文明之基础,非语言交际可比,二者有文野之分。文字固非语言,且固高于语言。

    近百年来,受西方语言学之影响,关于文字与语言之错误认识在我国非常流行:以为文字乃语言之书写符号亦即书面之语言,文辞即文学之语言,文章和文学皆由语言构成而为语言之艺术,文学修养主要为语言修养,语言为文学之基础,即“语为文本”。如此种种错误认识,带有极大盲从性和严重偏差,为“废文倡语”之三次“文化革命”极左思潮大开方便之门,使之得以遂其奸。

    西方语言学即现代语言学,自十九世纪初至今有近二百年历史,自称为科学之一分支即“语言科学”,内部包括语音学、语法学、语用学、语文学。开始时发展非常迅猛,有普通语言学(理论语言学)、个别语言学(包括英语语言学、斯拉夫语语言学等,又分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模糊语言学等等,然尔后即已停滞,不能更有进展。现在,据云西方即有人指责语言学过分夸大逻辑思维在语言中之作用,且有企图以科学方法解释文化艺术之倾向,即有逻辑中心论和科学主义之嫌疑。

    据我看来,语言学之重大失误(或为致命失误),乃在于过分抬高语言之地位,夸大语言之作用,以至贪天之功而将文字亦当作语言以论述之。如此一来,语言学之基本概念、基本定义及基本理论便都存在极大偏差,非驴非马。故现代语言学似应大半改名文字学。

    为便于下文对于文字问题之阐述起见,且先对此流行之错误认识作如下扼要回答——

    文字固非记录语言之书面符号,自亦不应称为“书面语言”。语言即是语言,无所谓“狭义语言”与“广义语言”。天生聋哑人全无语言,头脑中亦无从产生语言概念,然而却能学习和掌握文字甚至成为作家;若一人孤独生活于荒岛若干年,则自会丧失语言能力,然而不会丧失文字能力:此二种现象,皆可证文字与语言实为相互独立之二种不同智能而并无直接联系,可证文字与语言不同质。语言为人类之初级智能及初级表达形式,语言潜能即语声潜能实属与生俱来之本能,故语言为半本能性之交际工具而非文化,亦非文化载体。而文字则与图画、音乐并列而同为人类由学习而获得之高级智能——文化智能。文字作为高级智能性表达形式而成为文化载体乃全赖于字形,且文字实离开语意而另创字意,其借用发声器官所读出者亦属字音性质而已非语音。尽管四千馀年来文字指导、改造、丰富和提高语言,已从根本上改变语言之蒙昧面貌,今日语言已迥非四千馀年前未发明文字时之原始蒙昧语言,且有被改造提高为“语文化文明语言”之趋势,但仍然无法改变语言作为语声本能、初级智能及半本能性初级表达形式之本来性质,仍然无法使语言成为文化载体。所有文章和文学都并非由语言构成而是由文字构成即由文句和文辞构成,文学乃文字之艺术而非语言之艺术,文学修养乃文字之修养而非语言之修养(杰出文学家乃文字大师而非“语言大师”,只有杰出相声、小品演员方可称为“语言大师”),故语言决非文学之基础,即“语非文本”。然则文固不可废而为语,语固不可以之代文,便属自然之理。

    第二章   使人类进化为现代人之动力,乃文字而非语言


    语言究出现于何时?无从查考。然而,人类语言出现于种族和民族出现之后,则应无疑义,因为语言与生俱来带有民族属性,语言、文字和人体结构形态,乃一民族区别于他民族之主要特征。

    就广义而言,许多动物皆有自身语言。科学家曾研究海豚语言,以海底声纳接收海豚发出之各种叫声然后播放之,能获得与海豚发声时同样之反应,证明海豚叫声具有语言之第二信号意义。许多动物群体之间都能发出一定叫声向同类致意:或警告有同类来犯,或表示发现食物、住所等而召唤同类共享,或求爱、求助、求友,或召唤同类往某一路线结伴同行,或发布命令让同类共同从事某种活动……如此种种能致意之叫声,虽为极其低级之“动物语言”,同人类之发达语言相比有天渊之别,但无论其发达程度如何简单低级,也应承认就其性质而言毕竟已是语言。然而,动物却绝无文字!

    可以推测,人类在出现种族和民族之前,即在距今约三百万年至五十万年之“猿人”阶段(能完全直立行走并能用双手制造工具),以及在距今约五十万年至十万年之“早期智人”(“尼人”)阶段(发明取火和制衣),都有自己之“动物语言”。迨至距今约十万年之“晚期智人”(“新人”)阶段,伴随种族和民族之出现以及装饰品和壁画等艺术活动之开始,人类必然会改进自己之“动物语言”而出现人类语言——民族语言。(从距今十万年之晚期智人阶段起,现代各主要人种开始分化出来。例如在我国周口店发现之山顶洞人具有黄种人特征,为蒙古人种祖先;在法国发现之克罗马努人则具有白种人特征,为现代欧罗巴人种祖先。晚期智人会制造复杂石器和骨器,能取火烤煮食物,能制造和使用骨针,以兽皮之类缝制衣服,且开始从事艺术活动,例如开始制造穿孔小石块、挖孔兽牙、磨孔海蚶壳和刻纹鸟骨管等美观装饰品,在所居洞壁上刻画出以动物为题材之壁画。)据此推论,人类民族语言必出现于距今约十万年之晚期智人开始阶段,因为人类语言之出现,理论上应认为必与民族之出现以及壁画之类艺术活动之出现为大致同一时期之事。

    然而,文字之出现远迟于语言,文字发明于金属时代,埃及文历史约五千馀年,中文历史则与拉丁文历史相当,同约四千馀年。文字与图画、音乐同为最基本之民族文化,而文字更为民族文化之基础与核心(有人鼓吹中国文字应走西方拼音文字道路,此乃企图根本毁灭我中华民族文化、改变我中华民族本性而造成民族蜕变之民族虚无主义及民族投降主义)。

    我们应如何由人类进化历史而认识文字同语言之巨大差异?

    ——我们应认识到:推动人类进化为现代人之伟大动力,乃是文字而非语言。“人为万物之灵”,而语言却非人之专利,唯有文字方为人类所独有而动物所皆无之灵异智能。正是伟大文字之出现,标志现代人之诞生,人类从此跨入“文字纪”。

    ——我们还应认识到:人类创造文化与文明之基础,乃是文字而非语言。是伟大文字之出现,为人类带来读书写字学文化之一切文化活动,于是“人为万物之灵”。人类若非进化至发明民族文字(此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之至为伟大、至为神奇之创造发明),而是继续停留在只能使用语言之初级智能水平,则无论语言如何进步发达,人类都只能继续停留在以往十万年间那样蒙昧野蛮阶段,而决无任何文化与文明可言!

    第三章   中国古代南朝刘勰关于文字之经典理论,早已昭示文字与语言不同质



    在中国,四千年来,文字之地位远高于语言,且二者界限分明,从无混淆。至于字与文章、文学三者之间则似“三位一体”,从无明确界限,皆统称为“文”或“文字”。孔子曰:“食不语,寝不言。”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可见古人关于语言之概念十分明确,全不似今日之宽滥与混乱。

    中国古代伟大文学理论家南朝刘勰(公元467年——521年)在其经典性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之第一篇——《原道篇》中,为“文”之性质作出深刻论述——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故形立则文生矣,声发则章成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主)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中国文字之传统理论奠基于刘勰。近代之西方语言学理论以文字为记录语言之书面符号,又自称其拉丁文及印欧语系所联系之各民族文字为“表音文字”,而称中文为“表意文字”。比较而言,一千五百馀年前中国刘勰关于文字之经典理论,较之近代西方语言学倒是高明得多,深刻得多。

    第一,刘勰断言“形立则文生”。文字为象,有形有声,而刘勰则强调以形为主。他论述日月山川之形乃“道之文”,自太极而至文字之形乃“人文”,而并无片言只字论及语言,分明认定文字之本质即在于字形而非语言。(至于“声发则章成”一句,乃指文字之读音为文章完成之一条件。)演绎此意,即可为语言及文字定义如下:

    ——以语音表意者为语言。

    ——以字形表意者为文字。

    文字除字形、字义外尚有字音,然文字之本质为字形而非字音,字音仅为非本质之次要特征,纵不识字音亦无碍文字以字形表意之功用。文字亦具民族性,故文字之字音必与早已出现之民族语音保持同一民族特色,即字音与语音相一致,此乃文字与语言之唯一联系,如此而已。实不能据此推论文字为语言之符号,不能据此推论文字之性质亦属语言。其实,文字乃先有字形而后派生字音以便于指称认读,并非先有字音而后配上字形作为“书写符号”。《康熙字典》有《补遗》一卷收录音义全无之字,即可证先有字形。尤为重要者,在文字总数中,字义及字音皆与语义及语音重合者亦即似可视作“语言符号”者——可称“语意文字”——仅占极少数,而字义非语义者——可称“文意文字”——则占绝大多数,此即可证文字非记录语言之符号(下文将专章论述此问题)。

    然则,西方语言学称拉丁文为“表音文字”而称中文为“表意文字”,即大有偏差。实则中文为“意符文字”(象形字为单意符,会意字为多意符,指事字为意符加记号,形声字为意符加声符)而拉丁文为声符文字,无论意符文字或声符文字,皆以字形表意而绝无例外,拼音文字亦首先为字形。故文字为视觉意识产物而语言为听觉意识产物,文字与语言不同质,不容混淆。“形立则文生”一句,便是阐明中文性质之总纲。

    第二,刘勰极称文字“雕琢情性”、“组织辞令”,乃是深刻指出文字作为文化载体之伟大功用。此处“情性”泛指意识、情感和性格。“雕”者,以刀刻镂土木金石而创造新形者也,在此处比喻表现新认识与新情感;“琢”者,磨也,比喻修正、改进和养成新性格——“雕琢情性”即是大舜皇帝所最早提出之中华文学特性——“诗言志”(有异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之西方文学特性——“文学为自然之摹仿”)。“辞令”指代文章和书籍。此二句,便为阐明中文文化功用之总纲。

    下文即以刘勰之经典论述为纲而分述之。
    第四章   “形立则文生”表现之一——中文传统之文言乃纯粹之文意文字,此可为文非语言符号之铁证



    以中文视之,古人发明文字之条件与基础,除开大脑、双手和视觉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外,主要为积累壁画经验,利用线条。事实上,中文之发明即由象形字开始,而象形字、会意字、及指事字以至形声字据云由鸟迹之启示而产生,其实分明皆为图画之变形。所以,就亲缘关系而言,至少就意符文字如中文而言,文字与语言之关系尚不及文字与图画之关系亲密。意符文字之存在,既可证文字并非真正与语言同源,更可证文字本身带有文意性,还可因意符文字比语言另辟蹊径而证明其表意之先进性(与音符文字相比较而言)。

    古人发明文字之动机,应为克服语言之缺陷,求索创意之新途,即寻求一新形式以表达语言所无之意义,而非为记录语言;换言之,正由于创意之需要,方导致文字之诞生。例如河南殷墟所发现商代甲骨文之卜辞,想当时巫师为渲染其神秘性,便不会以语意文字为卜辞,而应是故作高深,以文字创造出语言所无之意义,即以非语意之文意文字造为卜辞。又例如周代散氏盘之铭文记载散氏国立国及其疆域四至等等,便不会即为散氏国谈判代表单方面之语言,亦不会为周朝谈判代表单方面之语言,且当时散氏国代表与周朝代表其语言方音必不相同;在此情况下,亦应是以非语意之文意文字表示双方共同之意愿。凡此种种“非语意之文意文字”,即为“文言”。故文言自诞生之日起,即为与语言截然不同之独立表达形式——纯粹非语意之文意文字,而绝非记录语言之书写符号。

    在中国,上古、中古全无白话文字,中文全属文言。上古之文言极为简古奇奥,上古诗歌如《康衢谣》《伊耆氏蜡辞》《尧戒》《卿云歌》《南风歌》《禹玉牒辞》《夏后铸鼎繇》等,古书如《尚书》《周易》等,其文言文字皆佶屈聱牙,显然绝无可能为当时语言之符号,当时古人岂能有如此深奥之语言?据此即可断定,上古文言皆非语意文字而全为文意文字。譬如《周易》开头一句:“乾,元亨利贞。”此五字无论如何看,都显非当时语言,应承认其全属文意文字。又譬如《尚书》开头一句:“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同样应视为文意文字。而四千年来,作为纯粹文意文字之中华文言始终皆作为文化载体在文字书籍中使用,始终未使用于语言。

    《康熙字典》收中文47035字,外附已废弃之古字1995字。然而,时至今日,人们日常语言交际用字(专业用字除外)亦不超过15002000字。即以“语意文字”为2000字计算,仅占《康熙字典》四万七千字百分之四。换言之,《康熙字典》四万七千字百分之九十六均非语意文字而为文意文字,即文言文字。再以古典文学常用文字为八千字左右计算,亦有百分之七十五(即六千字)非语意文字而为文言文字。如“髦耋”、“尚飨”、“惝恍”、“妩媚”、“缠绵”此类相当平易浅近之文言文字,亦皆属文意文字而非语意文字,即只作为文化载体而与语言无关。

    文言文字远多于语意文字之事实,足以作为文字乃独立之智能性高级表达形式及文化载体而非记录语言书面符号之铁证。既然占全部文字中绝大多数之文言文字全皆非同语意,且始终专在文章和书籍中使用而从未使用于语言,则何从武断文字为记录语言之符号?“记录”二字又从何谈起?

    即至今日,甚多专业性文字(如化学用字)仍在不断创造出来,虽非文言,其性质亦纯属文意文字,纯属文化载体,同语言并无关系,仅字音相同语音而已。

    四千馀年来,从总情势看文字与语言之关系,乃是文字提高语言。文字以其若干字、词、句输入语言,大为提高语言之文明程度。文字武装语言,突出表现为语意文字和语意词句逐渐增加和提高,亦即白话文字逐渐丰富和进步。上古和中古皆无此现象,极少语意文字;直至距今一千馀年之近古唐、宋传奇及宋、元话本中,始逐渐出现记录语音之白话文字;至明、清小说中,方见白话文字较为发达。此一现象表明,中文之文意文字——“文言”于自身发展成熟以后又回头改造、武装和提高语言,并逐步形成通俗交际性而实非文学艺术性之语意文字即白话文字。直至百年前,文言与白话皆和睦共生,各有用场,并行而不悖。

    文言文字独立于语言以外之事实,提醒世人重新认识文字文化乃是完全独立于语言交际以外之广阔文化天地;提醒世人重新认识迄今为止人类五千馀年之文明史乃是文字文明而非语言文明;提醒世人重新认识读书写字学文化之实质意义和正确道路,乃在于学习和掌握文字文化以进入文字文明,既非“学语文”,更非“学语言”(时下中、小学教学生学说话、学辩论、学演说甚至学聊天,皆为“学语言”论调之流弊);尤其提醒中国人应重新认识文言与白话之本质区别。

    第五章 “形立则文生”表现之二——文字之可视性及可留性,使文字成为“外化意识”,导致文言文字富有神奇之启智功能



    何以文字能成为推动人类进化为现代人之伟大动力,而语言则不能?何以文言能成为四千年灿烂辉煌中华传统文学之载体,而白话则不能?

    原因在于,文字与语言,非但本质不同,尤其特性有别。

    首先,由于文字以字形表意之本质,便决定文字具有可视性及可留性,从而成为“外化意识”。

    何谓“外化意识”?文字与语言皆为全意识表达形式(超思维表达形式),即文字与语言皆能表达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情感、思维和意志等全部意识(心理过程)。人以文字之字形表意,无论一词、一句、一章、一篇,皆已使人之意识成果(或感知,或记忆,或想象,或情感,或思维,或意志)变为可视之象、可辨之意、久留之形,此即意识外化。文字之所以能使意识外化,既有赖于视觉,亦有赖于字形。视觉为人类最主要亦最优越之感觉,能摄取最大信息量且感觉最明朗清晰。字形则可久驻长存并可远播,此一特性亦极重要。(刘勰云:“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相传中国上古时,先民曾结绳记事,即苦于语言无可留性而赖结绳之可留性以记事;至黄帝史官仓颉乃仿鸟迹为笔画而造为文字。)而语言以语声诉诸听觉,既不甚清晰,又转瞬即逝,自难使所表达之意识充分外化。即使当代有录音技术,亦仅使语言可再现而已,依然无法改变语言旋即消失而不能长驻之特性,无法使语言真正成为外化意识。

    文字实现人之意识外化,此为人类表意能力之历史性飞跃,是以人类为臻此境界而费时十万年。其重大意义有二:

    其一,文字使意识外化,导致迅速完成大量文言文字之诞生。

    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认为中文诞生于夏禹史官著《尚书》时,即距今四千年之夏朝初年(一说,中文诞生于仓颉造字之时,即距今五千年之轩辕黄帝时)。据商朝末年至西周初年出现《连山易》《归藏易》及《周易》(“三易”之中今唯存《周易》),且相传《周易》之系辞为周文王及其子周公所作,而其文字已甚为完备,则可大致推出,中文之发明当开始于夏朝初年而基本完成于商朝前期。(汉代许慎著《说文解字》收小篆9353字,即当为夏朝至商朝前期所发明之甲骨文及金文之改进。)此后历代陆续或有补充发明。

    文字之发明极大激发起古代智者创设字形字义之热情,又极便于加以操作,故能导致文字发明之快捷性、自由性和无限创造性。中文为意符文字方块字,笔画稍加变动即可成一新字,表一新义;拉丁文为声符文字之字母横排字,字母稍加变动或字母排列顺序稍加变动,亦可成一新字,表一新义;总之,字形稍加改变,即可快捷发明新字。此乃文字发明不受语音限制,故能获此快捷性。又,中文有偏旁部首(《康熙字典》及《辞源》均列214部首,十之七八即同时为偏旁)。除少数象形字、会意字及指事字外,占绝大多数之形声字均以偏旁表示一种根本性意义类别。古人创造发明中文,即可由每一偏旁而派生出大量新字,以自由创设新意义。拉丁文则以由少量几个字母组成之字根表示表示一根本性意义类别,然后即由每一字根增加若干字母而派生出大量新字,以自由创设新意义。以偏旁或字根为内核而自由生长出大量文字,即可表明文字之发明正以不受语意之限制而能获得自由性。而人们若试读《《康熙字典》或《辞源》中之诸多难字,即会为古人造字其字义无远弗届、无小弗备之广博、繁细与精微而惊叹,并深感其自创新义之无限创造性。

    其二,文字使意识外化,导致文言文字富有极神奇之启智功能。

    西方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前四世纪,以古希腊为代表,出现一文化智慧之高峰,著名思想家有: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470)、留基伯(前500-前440)、德谟克利特(前460-前370)、苏格拉底(前469-前390)、色诺芬(前430-前355)、柏拉图(前427-前347—)、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恰在此三百年间,中国亦出现文化智慧之高峰,此正东周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群星灿烂:老聃(前571?-?)、孔丘(前551-前479)、墨翟(前478?-前392?)、孟轲(前372-前289)、庄周(前369-前286)、屈原(前340-前278)、荀况(前313?-前238)。何以有如此巧合?众说纷纭。愚意以为,此为文字发明以后(数百年后)之智慧大爆发时期,乃文字诞生(中文与拉丁文发明期应大致相当)后其启智功能之第一大潮。

    文字之启智功能,在中文即表现为文言之启智功能,至今仍表现出极为神奇。

    文字与语言相较,文字便显然具有启智功能,专注于文字者与专注于语言者其结果大不相同。常见中、小学生中,智力超常、成绩优异者,率皆寡言鲜语,拙于辞令,不善交际;而语言发达,能说会道,善于交际者,反而学习成绩平平。

    文言文字之启智功能则尤为神奇。以笔者所见所闻述之:凡建国前读私塾者自皆习文言,读二年者(发蒙)尔后可“谈三国”,读四年者尔后可写对联、书信及其他应用文字,读六、七年者其上者如鲁迅尔后可成文学家(鲁迅《人生识字糊涂始》一文与其自身以幼读私塾遂获深厚文言功底之事实相左,故不可信),其下者亦皆能诗文。读私塾无过七年者。凡继续读“经馆”或自学文言而至十年者,后可成学者。(笔者幼年在家半读私塾二年半至九岁,已能简单为文,并仅凭一篇文言作文而被破格录取湖北蕲春县私立启明中学。一年后又回乡半读私塾半自学三年而始终未读小学,中文功底乃全赖此幼年五、六载之文言学习,当时自感文智已开。此后插班读中学高二下,各门功课皆全凭自己看书补上,毕业成绩幸列县立中学毕业班全班第一名。)清末民初读初等小学堂至高等小学堂共八年毕业者,其中文水平约与读六年私塾者相当。而建国后自入小学而至高中毕业共读十二年“语文”(内有少量文言课文),然其中文水平截然不及读五年私塾者或高等小学堂未毕业者,即以语文非文言之故。此为普遍现象,事实俱在,无庸讳言。

    然则文言与语文何以启智功能迥然不同?根本原因在于:

    ——语文实为通俗浅显之语言性文字;其语言交际性质甚为深固浓厚,而文化性质颇肤浅淡薄,实使人面对生活而非面对文化,故文化启智功能难免低微。

    ——文言则相反,确有文化深度与难度,且相离语言;文言本为文化而生,其与生俱来之唯一神圣使命即在于作为文化载体而托起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政治、军事诸文化,天然能使人纯然面对文化意识,故读文言文字之文章书籍时能暂时超脱生活而进入精神文化之意识境界,其具有神奇之文化启智功能亦实不足奇。故反而妄言文言诗词“束缚思想”而“不宜提倡”者,乃别有用心欲阻断中文传统以愚民者也。或曰:文言纵有启智性,然缺乏现代气息,陈旧过时,不利于学习科学及国际交往。此言殊属无稽。废文言而用白话,乃建国后五十馀年来开设“语文”课等行政命令所造成,实乃政治行为,何关乎“现代气息”?一国所用之文字,在于一国之文化制度,而与外国无关,又何“陈旧过时”之有?严复即以文言译《天演论》,林纾亦多以文言译英文;清末最早留学美国之容闳及其后第一批留美幼童数十人皆习文言而不谙白话;其后我国著名科学家如华罗庚、钱伟长、钱学森、苏步青、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多人皆文言功底甚深,大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皆修文言而学贯中西。然则文言于学习科学及国际交往又何“不利”之有哉?

第六章   “雕琢情性,组织辞令”表现之一——文字之可研读性及可修改性使各种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于焉建立



    文字具有可视性及可留性,遂连带具有可研读性及可修改性。于是,不仅可以充分引发各种意识活动,尤其可以展开研究,——可反复思量,反复验证,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其实质在于可以无限量反复研究和改进前人之认识及自己之认识,以求得认识之正确、深入和发展。于是乃有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戏剧、雕塑、建筑诸艺术之推敲与完善,乃有哲学、科学与政治、军事之研究,于是在发展文化之时亦促进自身认识与智慧之发展提高。

    智慧多生于冥想之时,新见辄萌自疑难之际。正由于文字具可研读性与可修改性,方使大脑之苦钻穷究、深研熟虑、冥索远念以至奇思幻想,皆成现实可能之事。此可谓文字为大脑武装飞天之健翼、探海之泳衣,既极大发挥大脑之智慧潜能,亦极大促进提高大脑之智能品质。若无文字之可研读性及可修改性,文王岂能作《周易》?老子岂能作《道德经》?爱因斯坦又岂能创相对论乎?

    语言诚然亦能表达意识,然而语声转瞬即逝,不复可追,显然缺乏可研读性及可修改性,非但文章书籍都无从产生,即语言所能表达之认识亦无法研究与改进,又焉得有文化艺术与科学之诞生?语言仅为交际工具而不得为文化载体与文化基础,自属无庸置疑之事。

第七章    “雕琢情性,组织辞令”表现之二——文字之统一性、规范性尤其文言文字之文雅性,乃我中华民族文学与文化之根本特性,具有不可替代性



    文字之统一性,乃指文字之民族国家统一性。语言亦有民族性,然中国之宽广地域造成许多方言、方音,差别太大,统一性不强。而文字则易于高度统一,于民族国家凝聚力与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须知中华民族为一泛民族,内部又包含五十馀民族,每一民族都有本族语言,其中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及朝鲜族等少数民族且有本民族文字。在此情况下,中文便超越汉族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必学之文字,成为紧密联系五十馀民族之文化纽带,成为中华民族之旗帜,爱国主义之旗帜(故“汉字”名称不若“中文”为是),实即成为民族国家之根!此伟大意义迥非汉语可比!

    文字规范性,乃指字形、字音及字义之规范性。中文有四千馀年历史,其中为实现规范性竟费时三千年。由甲骨文、钟鼎文、陶文、籀文、石鼓文、小篆、隶书、草书直至汉代楷书,加上《汉书?艺文志》所录载之《尔雅》(郭璞注)作为第一部词典,方基本完成中文之规范化;再发展至宋代印刷体宋字,中文规范化方告完成。文字具有如此高度之规范性,亦非语言可比。

    文雅性为文字之最高品质,亦为文字同语言之最大差别。中文文雅性即体现于文言。

    中华文言所以具有高度文雅性之黄金品性,考其缘由,应有如下四端:

    首先,中文发明乃古智者所为,怀抱对于神灵之敬畏感,且以主要适用于祭祀、礼仪、政治、军事、教育、百工生产、文化娱乐、生活悲喜、男女爱慕等阳光活动为目的,故发明文言文字时即甚为文明文雅,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此与语言自动产生于生活实际亦自然带上朴野浅俗性质之来历迥然不同。

    其次,中华文言乃全世界最具声韵美之文字,天生独具无与伦比之艺术特色:

    ——文言声韵美之一:中文为单音节,便生成单音词和双音词,从而使中文尤其文言天生具有世界各种文字所皆无之美妙“单双音节奏”(包括单字尾和双字尾所形成之“单双音字尾节奏”),其强烈音乐性极利于吟诵。

    ——文言声韵美之二:中文尤拥有世界各种文字所皆无之“平仄声”(少数国家文字如喀麦隆文亦有声调,但无平仄声),使文言可字句间平仄相间、平仄相对,鏗锵抑扬,悦耳娱心,并使平仄声格律成为中华诗词之最大特色。

    ——文言声韵美之三:单音节与单双音节奏再加平仄声,便使文言诗词之韵脚独步世界,既无比鲜明而为拼音文字诗歌之模糊性押韵所不及,又有平韵与仄韵之分,单音韵脚与双音韵脚之别,其韵律之美好奇妙无可言状。

    ——文言声韵美之四:单音节与单双音节奏再加平仄声,还可构成声、义皆相对之对仗,而对仗之声韵美与文采美乃中华文言蜚声世界之又一奇观。

    以上所述中华文言之单双音节奏、平仄声格律、平仄韵脚韵及词句之对仗,此四大优点乃世界之所无而中华文言所独有,使中文及其文言诗词天然成为全世界最优越最美妙最具文雅性之文字。——此外,中文文言之字、词、句表意最简练,所占篇幅最小,所费时间最少,电脑打字及电讯传递最快,版面易视性亦最强,此在今日信息时代亦为无比经济之文字而具有最大优越性。是以即使时至今日,世界各国之学者亦未有轻视中华文言者,反是不肖子孙中国文人肆意侮蔑和丑诋文言。(试问“语文”能如此充分体现中华文字之优越特色而为国争光乎?)尤有甚者,洋奴思想至深者竟自贬中文为“繁难落后之单音节方块字”,声称中文当走拼音文字道路!如此论调,已非有眼无珠之故,实缘崇洋媚外、全盘西化之殖民地文化覆盖中华,故造就此类奴颜媚骨之卑劣灵魂耳,夫复何言!

    再次,中华传统文学理论极其重视文采,亦为促成文言文雅性之一重要因由。阔大、完整、系统、深刻而优越之中华传统文学理论体系(被洋化文人诬蔑为“不具体、不完整、不系统、不成体系”,并被极左文化政策排斥于全国大学文学理论课程之外),自有适合于中华民族文化特性之鲜明特色,完全不同于仅适合西方人文化特性而不宜移殖中国之西方文学理论体系(古希腊之“摹仿说”和“想象说”及其后之“典型形象说”)。中华传统文学理论体系,除以“言志说”为开山总纲,继之以“兴观群怨说”、“旨义说”、“文气说”、“情貌说”、“情志说”、“神思说”、“风骨说”、“感物系时说”、“写真说”而完成于“境界说”以外,刘勰还提出“情采说”,辩证阐述情志与文采之关系,既强调二者之本末经纬关系,又确认文采为文学之唯一标志。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涟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则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文心雕龙?情采》)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惟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鸣凤也。(《文心雕龙?风骨》)

    刘勰既强调“文”依附于“质”而“质”有待于“文”此一主次辩证关系,又强调文章必有文采与无采不成文章此一文章唯一标志。一方面,刘勰最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反对“为文造情”;另方面,又最坚决反对“无文采化”(有似今之“白话化”或“语文化”),肯定文采作为文学唯一标志之重要地位,提倡“藻耀而高翔”。故中文以富于文采且适于吟诵之诗词文学、论说文学(非西方“论点、论据说”所歪曲解释之简单机械实用文体)及志记文学三大文体为文学正宗;西洋文学则以有“艺术形象”之小说、话剧为文学主流,而话剧及以白话文翻译而来之欧式小说,皆为以故事情节及口头对话取胜之浅俗性白话,自无文采可言,亦乏可吟诵性。

    然而,文言之高度文雅性,尤有赖于四千年来历代文人学者之辛劳、智慧与万种情怀。自词语、成语、文句、比喻而至章、篇,已积累成为无比博大辉煌之文言宝库。此固语文所无可比拟者。今试自浩如烟海之文言宝库中拾取不同体裁之金珠数粒,以见中华文言之文雅本色。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足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王安石《读孟尝君传》)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 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早起,施(通“迤”)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

    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弗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孟轲《孟子 .离娄下 .齐人有一妻一妾》)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君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节选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凤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柳永《望海潮》)

    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兰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王实甫《西厢记? 第二本第一折?混江龙》)

    以上所举一论说、一志记、二诗、一词、一曲,皆故摘篇幅短小者。然观其情采,或抒“得士可以制强秦”之国士抱负,寄托遥深;或揭“人乞祭馀骄妾妇”之奴才丑态,淋漓尽致;或表孽子孤臣之气节,舍生取义;或刺朱门路殍之荣枯,忧国悯民;或歌钱塘之繁华,欢娱望眼;或写淑女之幽怨,荡漾春心:皆金声玉振,励志摇情,读之可陶冶情操,增长才智,尤能吟诵不忘,涵泳情志,修养文字,获益终身。

    中华文言之文雅性,固中华文学无与伦比之最高光荣也,亦中华民族精神之根也!岂半欧化之语文其浅俗枝蔓可比乎?

    此文言文字之统一性、规范性尤其文雅性,既为永存生命力之中华民族根,又岂得以“束缚思想”四字诬蔑之、以“不宜提倡”四字掘除之哉?

    想我历代先人殚精竭虑,以无数心血创造与培育此文雅性无与伦比之中文传统,造就四千年中华文学之赫赫煌煌;而时至现代,不肖子孙乃借“反封建”之名一举废除中华文言此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复借“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之名移殖西洋文学以全部替代民族传统文学,造成殖民地文学覆盖中国之现状,至可哀痛!四千年民族文化传统一夕断送,民族情何在?民族良知何在?天理何在?
    第八章   中文传统废弃后之新芽萌孽——潜滋暗长之当代民间诗词与雅言歌词



    上文列举之论说文学、志记文学及诗词文学(中华文学传统之主根与正宗),五十年来,已随文言之正式废除而消亡矣!泱泱大国,四千载文明,文学传统一夕断绝,西艺盖地,文苑萧条,至可哀痛!文言何辜?传统何辜?民族何辜?“革命”之左,夫何至于此极也?然亦有潜滋暗长之新芽萌孽焉。

    其一为当代之民间诗词。我曾于《杏花楼诗词读本》(余绍秋主编,2003年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初版)跋文中言道:“中华文化式微久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革命’掀起滔天浊流,迄今已八十年,殖民地文学猖獗之至,文化传统不绝如缕,崇洋叛祖无以复加,民族信念丧失殆尽。然而,天道玄玄,物极必反。过漩涡而复浩荡,水之性也;经曲折而又长驱,史之理也。而今,文化途穷,幡然始悟前非;民族情深,幸矣人心思汉!寒冬已历,可望春回!拨乱反正之后,二十年来,中诗乃一朝复苏,全国诗社林立,诗刊潮涌,诗词传统来势煌煌,此即文化回春之吉兆也。中华文学传统之重光,其将发端于诗词乎!”又曰:“总观当代诗词,功力文采固弱于古代,而灵性才调则上不逊于汉魏唐宋,下有胜于明清,尤远高超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此无他,时势使然也。盖冰天雪地,立骨刚强;风雨晦冥,抗声激越,况此中华历史一大曲折后之转折期间耶?其为诗词必沉郁峥嵘而非无病呻吟者所可比拟矣。此所以拨乱反正后痛定思痛之期,竟成为中华诗歌史之又一崇峰,其慷慨悲歌有过于建安时代也。若夫假大空之媚俗诗词,数量纵多,皆不过自生自灭之泡沫尘渣耳,此无世无之,殊无足怪,固宜置之不论也。”

    《杏花楼诗词读本》录当代诗词千首,务求高格,不因人录诗;且举其中十数首,并附原书评点,或可略见当代诗词之一斑焉——

 

 

 

思父诗(选三)           

    芟茅除秽愧来迟,哭拜铭心三尺碑。不肖男儿何所告?廿年忍说着囚衣!

    临终遗教竟相违,歧路匆匆一世非。但有哀吟难自已,蓬间枯蝶不能飞!

    栀子篱边一管箫,古榕劫后半雷焦。故乡黑土存温热,身影微驼过小桥。

    【蓬客评】蓬间枯蝶,哭墓男儿;劫后焦榕,过桥驼影。衔冤之悲,天地黯然!古来思父之诗,未有能过此者。至情至文也!

 

 

 

如梦令  大樟溪漫忆                     

    白石惯听溪濑,尖底船儿轻快。屏息对危礁,忽点一篙风快。风快,风快,已到赤樟山外。

    苦竹离离溪畔,北上停舟晨爨。大雨洗苍山,漂送白花如霰。争看,争看,款款鹭鸶飞远。

    细雨溪原膏壤,簌簌落花微响。三两雉鸡飞,飞入晚舟渔唱。渔唱,渔唱,岭上月儿初上。

    永夜溪声雷动,误了离人春梦。桃李谢芳华,痛定那堪思痛!珍重,珍重,野店为开春瓮。

    【蓬客评】清美之词,“三两雉鸡飞,飞入晚舟渔唱”是也。沉郁之词,“大雨洗苍山,漂送白花如霰”是也。点睛之笔,“桃李谢芳华,痛定那堪思痛”是也。此《如梦令》四首皆金声玉振,惊才绝艳,超唐越宋之神品也,可领先于今世矣!

 

 

 

洞仙歌 咏杜鹃花              

    魂归望帝,化含冤花鸟。省识人间恨多少?向空山,点点碧血苌弘;相映发,几处凄迷蔓草?   春心浑忘却。踯躅长途,总道不如归去好。又只怕归来,风雨无端,飘零早,护花人杳。纵姹紫嫣红遍疏篱,待换了流年,宿根将老!

    【蓬客评】二千年望帝魂归,见几处蔓草空山,悲怜护花使者日稀,贞士日丧;八十岁书生心碎,恨满天无端风雨,痛哭文化宿根将老,民族将非!——此爱国者缪钺教授之殷忧与大恸也!

 

 

 

咏梅           徐唐龄

     劫火馀薪忆旧时,冰摧雪压苦撑持。相逢且喜浑无恙,抖擞东风又几枝!

    【蓬客评】物我同此情,风骨极高亮。嗟乎,劫火馀薪心不死,迎春抖擞又新枝,——中国文人之爱国赤忱可感天动地矣!


 

 

 

 

满江红             吴金水

    春已归来,依然是萧条如许。谁忍见,诸公衮衮,斯人独苦?七十生涯悲日月,三千词赋凄风雨。问苍天:天道几时清?天无语。    炉红暖,茶香吐。诗书画,从头数。看今朝暂把闲愁挥去。雅调初弹心已碎,清谈不觉天将暮。还只怕,客散屋空时,愁如故!

    【蓬客评】慷慨意气,激越苍凉,豪放之才,大雅之笔也!

 

 

 

 

武陵源                 陶先淮(女)

    魏晋今往矣,青溪犹可怜。我来游汗漫,花发竞婵娟。有地逃秦难,无方觅舜天。江山依旧是,风雨越千年!

    【蓬客评】揽山川之胜景,发思古之幽情,格高意远,俊逸高华。颔联二句连绵流水,腹联二句分指古今。尾联浩叹风雨犹秦,更觉青溪花发不掩境界凄凉,令人感慨又复惘然而不自持矣!

 

 

 

秦州怀古               李蕴珠(女)

    隗王堤上草参差,山外闲花又满枝。石马犹含终古泪,回文曾织断肠丝。斜阳返照卦台画,萧寺兴悲工部诗。清渭无情东逝去,如烟思绪蹙吟眉!

   【蓬客评】吊古旨趣甚浓,整体格调甚高。放眼秦州,检点古迹,悲思所至,串珠累累,连写五事而无罗列之迹,跳越千里却似尽现眼前,情怀渺邈,雅韵悠然,怀古诗独标一格者也!



 

 

 

 

水龙吟  戈壁行驼           李蕴珠(女)

    眼前一片迷茫,悠悠落日天边远。云端似火,沙垠如血,漫空霞展。万籁喑然,归乌渐困,铜铃声短。任丁当轻荡,随风飘去,但飘去,难回返。   驼迹休量深浅。稳如舟,从容轻软。将军步履,泰山风度,千秋舒缓。万里征途,一身重负,几曾知倦?似桑田沧海,沙飞石走,自天行健!

    【蓬客评】上片写沙漠落日,已极壮美;下片赞戈壁行驼,更得精神。“将军步履”三句及“纵桑田沧海”三句,千钧笔力。歌咏沙漠行驼之绝唱也!

 

 

 

  鸿                  严寿澂

    宙合苍茫几回顾,拍天浮海与谁同?万端起灭烟云里,一片江山嘹唳中!鱼鸟沉飞俱入梦,鲲鹏运徙自依风。吐吞日月狂潮涌,淘尽英雄劫未穷。

    【蓬客评】自比孤鸿,回怜故国,声情慷慨,格调苍凉。“万端起灭烟云里,一片江山嘹唳中。”尤遥怜国势险恶,不禁发悲声于天外矣!

 



江城子   嘉陵忆旧            琴(女)

    巴江旖旎绕山城,岸沙平,浪花晶。春满嘉陵,踩石岸流青。几处风帆扬绿水,长棹击,短歌行。     江花唤起少年情。浪舟倾,雨虹晴。戏水中流,乘浪逐鱼鹰。白发艄公歌号子,依旧是,那时声!

    【蓬客评】婉约而深厚。“踩石岸流青。” 春意欲流。“依旧是,那时声!”只此一结句,酽酽乡情便觉缱绻无限!

 



长安游春         静(女)

    春衫着意沐风来,冷淡襟怀强要开。宜雨花枝空乐苑,撩人柳色自章台。东风侧帽三分耳,西日摇鞭一笑哉!不羡风流帝王业,长安依旧许徘徊。

   【蓬客评】青春活力,潇洒情怀,中有娇憨妩媚存焉。读来直觉清新飞动,英气逼人,毫不粘滞。——非少年才女莫能为也。

    睹一斑可窥全豹,当代中诗之固有文雅传统及其优良艺术性,远优越于移殖而来之西洋诗。孰妍孰媸,已不言自明矣!然而,当代中诗作者不得加入“中国文联”固不待言,即中诗作品亦不得正式发表,更不得公开发行,甚可悲也!

    今年,我得从电视上先后看到祭黄帝陵和祭炎帝陵活动,有幸聆听《黄帝颂》和《炎帝颂》,庄穆堂皇,宏深郁茂,文雅壮美之至!使我心灵如同沐浴翱翔于民族文化长河中,觉我之精神幸得极好熏陶,猗欤休哉!当时即甚为感慨,既感慨中华文言之文采优越,更感慨倘若以“新诗”或时下流行歌曲之垃圾歌词制作《炎帝颂》与《黄帝颂》又将何如?则岂止粗俗而已?将为庸俗癫狂,亵渎祖先,辱没中华民族矣!想及八十年来中国文学日见衰落,了无成就,岂中国无人才乎?盖殖民文学鼓噪文坛,白话文字粗俗不文,难成气候耳!而文化当局“总结可喜成绩”之辞,皆敷衍吹嘘,自作梦呓耳,可胜叹哉!

    其二为当代雅言歌词。

    我在拙著《论重光中华文学传统》(尚未能发表)第七章《重新认识并正确对待富有伟大生命力之中诗和文言》中,曾专节论述当代之雅言歌词——

    雅言歌词乃由文言传统嬗变而来,讲究文采,虽亦运用语词,然文言筋骨犹存。改革开放后,民族意识深厚、爱国情感强烈之歌词家以此种雅言创作歌词,逃避文禁,可谓用心良苦!在此情况下,歌词佳作纷纷出现。如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空》、电视剧《DA师》片尾曲《雁过蓝天》、电视剧《渴望》插曲《好人一生平安》及《渴望》、电视剧《大宅门》主题歌《大宅门》、电视剧《郑板桥》诸插曲、电视剧《霍元甲》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电视剧《上海滩》主题歌《万水千山总是情》、电视剧《雍正王朝》主题歌《得民心者得天下》、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动画片《西游记》主题歌《邪恶挡不住正义》、电视剧《辘轳、女人和井》主题歌《牛铃摇春光》、电视剧《浪迹天涯》主题歌《梦也依然,笑也依然》、电视剧《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首尾插曲、电视剧《笑林双杰》主题歌《活就不白活》、电视剧《侠客行》插曲《纵横江湖》……等歌词,还有歌曲《朝花夕拾杯中酒》《脸谱》《秋风秋风》《我的中国心》《山路十八弯》《八百里洞庭我的家》《武当的神话》《中国茶》……等歌词,以及蒋大为所演唱歌曲之歌词。上述雅言歌词,文白并用,半文半白,在用字、用词、节奏、句式和文气上都隐约仍带文言韵味,且格调雅正,故可谓仍具文言传统之文雅性。

    其中,王健作词、谷建芬作曲之《历史的天空》一曲,发思古之幽情,赞英雄之伟业,格调沉雄而飞动。“淹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呀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一页风云散,变幻了时空!”“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慷慨放歌,境界高远,憧憬往古,景慕英雄,令人肃然起敬,心动神驰,低回不能自已!民族之“一股英雄气”遂不禁自胸中油然而生,勃发鼓舞……此曲乃鼓舞人心之吊古杰作也,一如太白之《行路难》《将进酒》可以激发壮志豪情,且与片头曲杨升庵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之淡泊悠远相映生辉,将共三国英雄之美名而不朽矣!

    易茗作词、雷蕾作曲之《好人一生平安》一曲,赞美善良人性,慨叹相知艰难。“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举杯祝愿:好人都一生平安!”含蓄深沉,怨而不怒,而人生遭遇之坎坷曲折、苦涩酸甜,尽在不言中!“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更无愧为一代警句,情感迸发,响遏行云,渴望相知相爱之苦意深情浓烈如醴酒,听来令人心魂震撼,如醉如痴!《渴望》全剧之主旨以及主人公慧芳内心之幽怨,俱蕴含于此温婉歌声之倾诉中。此中情意境界胜过万语千言!仅此一名句,便有不朽价值!(易茗作词之《大宅门》《郑板桥》诸插曲,亦皆才情横溢,文采斐然,诗味深长。)

    贺东久作词、张千一作曲之《雁过蓝天》,艺术成就尤高,军人之艰辛壮烈与哲人之冷静旷达相融汇,洋溢全诗。两章首联皆以赋起,“忘不了那些生生死死,还记得那些血火缠绵”;“忘不了那些恩恩怨怨,还记得那些风雨同眠”:深情咏叹军旅生涯。次联借景抒情,“俯看花开花落,又见月照荒原”;“仰望云舒云卷,又见雁过蓝天”:在俯仰神州之际,在渲染祖国物序之更迭、江山之和平及万物之自由中,含蓄寄托军人职志之庄严神圣。后两层为情感迸发处,其中,“人字大写天地间”、“惊天动地总无言”二警句,精炼浓缩今日中国军人之忠诚品格、宽广胸怀及职责精神,境界之崇高感人至深!全歌气象开阔庄严,格调慷慨壮美,诗行顿挫铿锵,妙得中诗神髓,可视为当代雅言歌词楷模之作。与此对照,今日自号青年歌星们所演唱之“白话+扭摆”式流行歌曲尤其语文化垃圾歌词,其浅薄庸俗与疯狂,低下何啻粪土!

    第九章   文化传统乃民族之根,根即永恒,固不可替代;“新文学”之殖民地文学性质;闻一多之忏悔与醒悟;《河殇》之文化卖国主义



    以上论述中文高于汉语,则即已证明:中华民族精神之根并非汉语,而确为以中文传统为核心之民族文化传统。

    根即永恒。譬如树木,新陈代谢,“芳林新叶催陈叶”,岁岁花落又花开,然根绝不可“革命”,否则树即死亡。故根之为性,非旧非新,无旧无新,常旧常新,与物始终,是谓永恒。一个民族,蕃衍变迁,沧海桑田,然其文化传统不可“革命”,否则民族根已断,民族性已失,民族魂已亡,貌虽存而质已变,此民族即因文化异化而实告灭亡!故所谓“文化革命”,定皆毁灭文化者也。文化岂能“革命”哉!

    民族性质非国家性质——国家及其国家社会制度容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传统则断无先进与落后之分。民族文化(以文学与艺术为主之人文文化)性质亦非科学文化性质——科学文化无国界,唯以真实反映客观为己任而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故多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民族文化则有国界更有民族特性,乃各民族所创造与独有,故断无先进与落后之分。试问:“新诗”先进于中诗乎?话剧、歌剧先进于中国戏剧及曲艺乎?欧式小说先进于中华论说文学、志记文学及中式章回小说乎?是故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为国家富强之正途,而移殖所谓“外国先进文化”乃殖民地文化之邪道也!

    何谓殖民地文学?即以宗主国之民族文学移植(实为“移殖”)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民族国家,使替代原有之民族文学也。(外来物种入侵亦有似于此。例如水葫芦等外来物种,入侵后繁殖极为迅猛,造成本地物种生态灭绝,为害至烈,据云每年造成我国之损失即高达五百六十亿元。)

    是故“新文化运动”以来自西方移殖之“新诗”、话剧、欧式小说、欧式句法文法,以及建国后按西方“论点论据说”所造成之简单机械化实用文体“议论文”,皆属西洋文学入侵,皆属殖民地文学。其代表者:“新诗”有郭沫若之《女神》,使用白话、洋化修辞和西诗手法而追求新奇意象。话剧有曹禺之《雷雨》《日出》,于写“反封建”之斗争中,掺入渲染新派人物之乱伦与妓女之包身又另恋,鲜明体现西方文学之性文化特色。欧式小说有鲁迅之《阿Q正传》,搬用西方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对中国人之“劣根性批判”,污蔑中国人固具不可救药之“民族劣根性”,宣扬民族虚无主义。

    自“新诗”、话剧尤其欧式小说大举入侵,便一如水葫芦之迅猛繁殖,排挤并替代中文传统之中诗、论说与志记文学而使之消亡。中华民族之文学传统,几被一扫而空,一无所有!移殖“外国先进文化”,夫何至于此极也?

    是故鲁迅1936年所作并后来由“四人帮”所发现与极度吹捧之《拿来主义》,实为宣扬移殖外国(日本+西洋)“先进文化”之殖民地文化理论。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阵营中,亦有醒悟回头者。

    “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以诗集《红烛》《死水》著名之新诗格律派诗人闻一多,已于西洋化之“新文学”有所怀疑与否定,而于中华文言之诗词传统,则有所回头与皈依。公元1925年,即“五四”运动六年之后,他曾作诗一首表示忏悔与醒悟——

    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鴃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感谢李汝伦先生于改革开放后所主编之《当代诗词》(文革后我国第一家中诗刊物),勇敢发表此诗,使世人得知此一重要历史真相。原来,闻一多留学美国时学得西洋诗体(中国新派文人美其名曰“新诗”),然而他吟成此西洋诗体之后,却“总猜疑”——怀疑此“鴃舌”(鸟舌之音。《孟子》:“南蛮鴃舌之人,不与同中国。”)之鸟诗实远不及中华传统诗词,不应移殖中国。于是,他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焉。事实上,闻一多后来果真放弃“新诗”写作,改而回头研究《周易》《诗经》《庄子》及《楚辞》,并获得相当成就,成为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可谓由反文学传统而回归文学传统之第一人!

    可敬之闻一多先生首先醒悟了。时至今日,继踵醒悟者何止万千!然而,另外一方面,新生洋奴文人亦较当年胡适者流更加卑劣无耻,更加丧心病狂!1988年出笼之卖国主义电视论说片《河殇》主要作者苏晓康,即为突出之代表人物。

    1988
年,苏晓康等一批自命“当代思想界精英”抛出《河殇》,公开鼓吹殖民地“文化哲学”,乃是企图趁改革开放刚起步而立足未稳且局势未定之际,制造第四次“文化革命”,以煽动起疯狂反传统情绪,彻底泯灭大、中学生之民族意识和爱国良知,从而使刚从“阶级斗争”噩梦中走出之中国又走上沦为西方强国文化政治附庸之不归路。

    ——是以《河殇》中苏晓康肆意污蔑儒家学说:“从蓝田人头骨到孔子,我们似乎还能问一句:中华民族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儒家这样的文化设计?这种文化铸就了一种追求和谐安宁、讲究理性秩序、重视人伦传统但却封闭、保守的人类心灵结构。然而,它在今天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崩溃了。”(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

    ——是以《河殇》中苏晓康疯狂诅咒中华文明:“张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国文明同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相似性,认为他们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认为,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有类似的普遍性。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片名《河殇》意即诅咒中华黄河文明必然夭殇。“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是以《河殇》中苏晓康恶毒煽动:“打破风光旅游题材中长期贯彻的国土崇拜、历史崇拜、祖先崇拜的老观念、老模式……”(树立西方崇拜、新潮崇拜、洋人洋文崇拜……)

    ——是以《河殇》中苏晓康无耻呼号:“这些年,无论是中国知识界对儒家命运的反思和文化战略问题的大讨论,还是在曲阜出现的隆重的祭孔活动,都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反省已经触及到种族文化选择这个最深刻的命题。”“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就像我们不能改变黄河的颜色一样。然而,我们必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无耻之尤!哀莫大于心死。中国心已死,故竟欲作“种族文化选择”、“重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种族文化、民族文化皆可弃之如敝屣,非文化卖国主义而何?“相鼠有齿,人而无耻。人而无耻,不死何俟?”)

    毁去民族文化传统,等于毁去民族。如此亡国灭种,何须刀枪!世间岂有处心积虑欲毁去民族文化之爱国者乎?是故在现代,对于民族文化传统之态度,即可为一切真假爱国者之唯一试金石。《河殇》之出笼,较之八十年前之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更十倍疯狂,乃八十年来尤其建国后五十年来殖民地文化教育之必然结果!更可见今日崇洋思想之普遍与严重及其巨大危险性,——纠正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极左文化教育政策此种严重失误何等迫切与紧急!
结论    为中、小学“中文”学科正名,以树立承继和复兴民族文化之旗帜,从根本上培育亿万青少年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乃挽救族根国本之急务



    极左文化思潮与极左文化教育政策,亦固由特殊时势所造成,虽已历时数十年,然自四千年来之历史长河观之,亦不过瞬间曲折耳!“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殖民地文学猖獗之严酷事实,虽久被极左宣传之虚假光环所掩盖与美化,然岂能千年万载永远欺瞒?改革开放二十馀年后今日正走向民族复兴之中国,又岂容中华民族之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长久断绝?更岂容由特殊历史所造成之屈辱殖民地文学继续主宰中华,使中国永远沦为西方强国之文化政治附庸而彻底丧失民族本性?

    我撰此文,实乃沥血陈辞,吁请政府重新审查并纠正以往反民族传统之极左文化教育政策(实质为殖民地文化教育政策)而施行民族化文化教育政策。此中关键在正名。“必也正名乎!”唯有废除“语文”极左名称而正名为“中文”(中华文字及其文学),才是重新树立起堂堂正正民族文化旗帜和爱国主义旗帜以振我民族精神和复我民族尊严,才使承继和复兴民族文化名正言顺而顺理成章,才有望挽救中华文言、中华传统文学和中华民族文化之衰亡,才有望承继和重光伟大中文传统而清除入主我中华、辱没我祖先之殖民地文学,也才符合五千年来人类由语入文之进化方向——文化发展 与文明进步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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